教育，创造人才红利的澎湃动力

来源：《中国教育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深刻影响着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各个环节，在教育领域更是如此。

今年1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较上年末减少85万，这是自1962年以来，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学前教育首当其冲，部分幼儿园已感受到招生的压力。

强国建设需回应人口变化带来的新课题。人口变化将给教育带来哪些影响？如何科学调整教育资源配置？人口红利减弱后如何以高质量教育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问题受到代表、委员广泛关注。

变化：新生人口减少趋势与城镇化并行

“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决策大数据实验室预测，到2035年，我国0—17岁低龄人口存量将比2020年减少1亿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说。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吴瑞君带来了更详尽的一组预测数据：预计小学阶段适龄人口将在2031年跌破7000万人后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上；初中阶段适龄人口预计2035年下降至3491万人后将维持这个水平；高中适龄人口预计2030年前呈上升趋势，于2029年达到峰值的5592万人后下降。“‘低生育、老龄化、高流动’的人口发展态势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构成了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人口背景。未来这一态势将继续保持。”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阜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杨善竑表示，教育必须未雨绸缪。随着“二孩”“三孩”政策的实施，区县教育主管部门应做好人口预测，既要增加学位以迎接人口“洪峰过境”，又要做好适龄入学人口变动的科学应对，统筹安排学校的合并、资源整合。

与此同时，城镇化进程仍在推进。

杨善竑观察到，幼儿园数量减少的另一面是农村人口依然在向城镇流动。她表示，在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对于镇级以上的幼儿园，仍要保障学位供给，注重办园水平提高，更要保障教师待遇，让优质的教师始终成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源泉。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志勇调研发现，随着城市化进程非均衡推进，人口跨地区流动加速，带来因生源数量增减而产生的编制余缺的新问题。“人口净流入地区承担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就学压力，同时，省内城乡间、区域间的人口流动，也给就学带来了结构性压力。”

当然，机遇与挑战并存。

“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给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公共服务人均占有资源质量提升带来了空间。”贺丹说。

吴瑞君认为，低生育率情况下，家长对教育“质”的需求提升。同时，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未来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赖于进一步释放人才红利，这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均预期受教育年限，推动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

优化：科学调整教育资源配置势在必行

在教育链条上，小学、中学、大学各阶段将在未来受到来自“上游”的递进式影响。教育供求关系将发生巨大变化。代表、委员们认为，前瞻性考虑人口变化、科学调整教育资源配置势在必行。

首先是教育投入。

“国家层面需要制定更具时空节奏的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战略。”吴瑞君建议，打破“教育资源配置与当地GDP高度相关”拨款逻辑，以教育资源分配不受地区经济发展为原则，形成教育财政中立的治理逻辑，使各大区域常住人口的数量、人口总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构、人口文化素质（各类人才）和健康素质更有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有利于改善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表示，要进一步提升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针对城镇化带来的入学适龄人口的变化，进一步推进中央有关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与人口流入地吸纳外来人口落户的数量、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就读数量挂钩。督促人口流入地政府加大教育投入，确保中小学教育逐步覆盖外来人口随迁子女。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1800多万名教师群体的结构调整。

张志勇表示：“全国城镇人口不断向发达地区、经济活跃地区转移，伴随学龄人口的不断迁徙，教师资源出现了人口流入区域缺编和人口流出区域超编并存的现象，义务教育师资配置的短缺与过剩问题反复交替出现。”

对此，张志勇建议，一是尽快出台公办幼儿教师编制配备标准。各地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需求逐步下降，中小学教师资源供给总体将出现“过剩”，这在国家财政供养教师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为出台公办幼儿园教师编制配备标准提供了可能；二是各省份要重视对人口导入区教师编制资源的专项供给，每年根据学龄人口增长情况，给予专项编制指标；三是实施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教师配备专项行动；四是尽快调整优化县域中小学教师编制配置政策，逐步降低中小学标准班额，按照班师比核定教师配备数额。

“要将宝贵的教师编制资源用在刀刃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中学党委书记张咏梅建议，建立健全师资调动调配机制，确保中小学教师编制能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同区域的不同学段、学校和城乡之间动态调整、合理配置，以保障基础教育事业发展所需。

转化：加快促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人口负增长是自然规律，人口波动是正常现象，意味着我国进入新的人口发展阶段，需要优化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相匹配。”贺丹说。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4年。这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更高素质将有效抵消因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以此推动建设庞大的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当前，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文化素质和科学素质大幅提升，科技人力资源总量持续保持世界最大规模，且结构不断优化，呈现年轻化特征，这些都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当数以亿计的人才队伍转变为强大生产力资源时，中国式现代化怎能不动力澎湃？”全国人大代表、扬州大学校长丁建宁说。

如何进一步释放人才红利的强大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为我们进一步提高人口质量指明了方向。”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外国语大学校长秦和建议，在高校建设上，要加快实施高校分类评价，推动高校分类发展和内涵特色发展，大力支持培养应用型人才高校。在学科建设上，要进一步调整优化学科专业布局，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通信技术、生物科技、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布局一批新兴学科专业，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马玉霞建议：“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强基础教育、优化高等教育、扩大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大力提高劳动者素质。一方面，健全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着力培养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战略科学家、行业顶尖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另一方面，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培养大量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等实用型人才。要积极创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推动‘产学研创转’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各类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看来，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底座，是拔尖人才培养的源头。“关键要筑牢教师的‘三个基础’，即夯实思想基础，坚持立德树人，着力提升学生的理想信念、道德修养、创新精神；打好培养基础，加大对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办教育学院的支持力度，培养一批综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能引领教育改革发展、带动区域教师素质提升的拔尖教师；营造环境基础，持续加大对教师工作生活的保障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风尚。”丁奎岭说。

吴瑞君将目光投向老龄化：“利用发展教育提升人力资源红利抵消人口数量红利下降的影响，进而形成‘升级版’人口质量红利，是应对老龄化的最主要手段。”

吴瑞君建议，第一，在老龄化严重的地区，加快整合社会资源并加大高等教育向老年人开放力度，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构建科学、多元老年教育体系；第二，出台更多有利于低龄老人（60—69岁老人）就业的聘任方法与补贴等相关政策，发挥低龄老人在知识服务、社区服务、家庭服务、文化交流及代际互动等方面的作用；第三，为老年人提供更丰富灵活的教育参与机会。（本报记者 林焕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