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校园霸凌三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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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校园霸凌非常棘手，并不是随便一个老师就能做好的。由于霸凌通常发生在老师看不见的地方，普通老师能做到及时察觉到霸凌行为的存在就已经不错了。

而想要真正有效地消除霸凌，老师和社工都需要接受专业的培训。

在德国，现今解决校园霸凌所使用的最常用方法被称为 “No Blame Approach”，顾名思义，该方法的精髓是不责备任何人。

“No Blame Approach” 起源上世纪90年代的英格兰，后来被传到瑞士。由于在瑞士实施的效果甚好，2002年被教育家引入德国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进，现已被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纷纷效仿采纳。

“No Blame Approach”有非常清晰的结构可遵循，分三步走：

1. 第一步：学校老师/社工与受害者对话

谈话目标：

取得受害者对老师提出的解决方案的信任，相信在老师的帮助和行动下，霸凌行为一定会停止；
获得受害者的同意，允许老师以建议的方式为TA做点什么；
询问霸凌者小团体成员名单和喜欢的同学名单。

谈话中需要向受害者传达的信息：

老师要以坚定的态度让受害者相信学校一定会让霸凌行为有所改变；
让受害者相信老师采取的行动不会让受害者所处境地变得更糟（没有人会受到惩罚）；
简要说明所采取的行动方案和步骤，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霸凌行为通常不是个别人的行为，而是集体行为，包括霸凌者和围绕在霸凌者身边的“跟班”，以及在旁边添油加醋或者保持沉默的群众。

有些跟班和群众只是受到了霸凌者的指使，跟着凑热闹起哄而已，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受害者造成多大伤害；也有的跟班和群众明知不对，却因为懦弱而不敢站出来为受害者说话。

正因为受害者处于在集体中孤立无援的境地，霸凌对受害者的心理伤害尤其深远。很多人成年后依然摆脱不了小时候被霸凌被孤立的心理阴影，常常做噩梦。

在“No Blame Approach”中，霸凌小团体的成员和群众对于停止霸凌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第一步需要先让受害者决定挑选哪些成员参与解决行动：

老师可以问：

谁是你喜欢的人，你和谁是朋友？

谁会给你带来麻烦？

谈话的最后，老师给予受害者安慰，告诉TA无需自己做任何事情。为什么受害者自己不需做任何事呢？这个就是No Blame的精髓体现之一了。

如果我们告诉受害者TA要如何改变自己，似乎就是在告诉受害者，TA之所以成为受害者都是TA自己的错，是因为TA做得不够好，才会沦为欺凌对象。

这种逻辑是不对的！当霸凌者想欺负一个人的时候，TA总会找到各种强加的理由，这与受害者无关，即使这个受害者不在了，霸凌者也会物色下一个猎物。

老师在谈话中需要明确摆出的态度是：被欺凌不是受害者的错，霸凌行为本身才是需要改变的！受害者需要的是学校和同学的支持，而不是让自己“变得更好”。

注意事项：与受害者交谈时，不要询问围攻行动的细节。因为它们与解决霸凌无关，而这些细节往往让受害者感到尴尬和难以启齿，回忆这些痛苦的细节可能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

2. 第二步：老师/社工与“支持小组”成员开会商量应对计策

老师根据第一步中受害者提供的名单，邀请6到8个学生组成“支持小组”。

这其中：

有一半人是霸凌者小团体成员（积极参与了霸凌行动、帮凶、起哄者）；
另外一半来自对受害者持积极态度或至少保持中立的人（可能的拔刀相助者、朋友、勇敢、社交能力突出的学生）。

“No Blame Approach”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老师将“支持小组”视为整个行动中的积极帮手，借助“支持小组”的参与来促进化解霸凌行为。

在“No Blame Approach”中，化解霸凌的核心力量是霸凌者身边的小团体成员和群众，因此老师与小团体成员和群众的谈话，并在谈话中赢得他们的合作至关重要。

当然，有一个前提条件是支持小组的成员与主导行动的老师之间要有良好 - 至少是中立的 - 关系。

谈话中老师应该表达自己对霸凌行为的关注，并要求学生提供支持。

例如，用以下话语：“也许你们已经注意到XX学生在学校感觉不舒服了，我想要改变学校里的情况。在我们学校，每个人都应该可以毫无畏惧地上学。我今天邀请你们来，是因为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在整个对话中，老师要把支持小组成员视为参与消除霸凌的专家，用倾听和信任的态度引导学生自己主动说出解决方案：

“我邀请你们来，是因为我相信你们可以帮助我改善XX学生的情况......我相信你们会支持我的工作。”

“我们该做些什么才能让XX学生像以前一样开心地度过在校时间，而不是整天担惊受怕呢？” 用提问的方式鼓励支持小组成员提出有助于消除霸凌的建议。

在谈话结束前，老师再次用充满信任的态度对支持小组委以重任，让他们去执行自己刚刚提出的建议，感谢支持小组所提供的帮助，并表达对所收集的想法将有助于改善霸凌情况的信心。

最后，与支持小组约好一到两周后的下一次会议，复盘这段时间的执行情况。

注意事项：老师与支持小组的谈话内容应聚焦在未来的问题解决上，而不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问责——这是No Blame精髓的第二个体现。

此外，受害者本人不会参与到该第二场谈话。

3. 第三步：1至2周后的后续谈话

1到2周后，老师先找受害者了解情况是否有所好转。

然后与支持小组的每个成员进行一对一的单独谈话，从他们口中了解受害者的近况。每个人的谈话时间不超过5到10分钟。谈话结束后老师可以做出判断霸凌是否得到了扼制。

3到4周后再次与受害者谈话，持续跟踪了解受害者的感受非常重要，以防留下心理阴影。

在德国，85%的校园霸凌事件通过“No Blame Approach”得到了解决，且大部分在一周时间内。如果没有得到解决，老师可以再进行一次与支持小组的谈话，或者更换支持小组的部分成员再试一次。依然无效的话，就只能诉诸其他办法了，很可能的结果是受害者转学。

No Blame Approach借助的正是群众的力量，通过老师正面的引导和相信的力量，调动起人性中善的一面，赋能学生群众采取集体行动维护善良，用多数人的正义压倒少数人的邪恶。霸凌者缺少了跟班和看戏的附和者，自然也就失去了继续作恶的群众基础和兴趣。